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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留清气满乾坤——观上党梆子《打龙袍》随感

? ? “开封有个包青天,铁面无私辨忠奸……”,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并不陌生,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,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脸黑如墨、心如明镜的“包青天”。千百年来,包拯已然成为了正义和公道的化身,从古代走向现代,从历史走向生活,从现实走向艺术,深受老百姓的喜爱。上党梆子移植剧目《打龙袍》再次唤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份“包公情结”。

  ?《打龙袍》的历史背景源于北宋时期一个曲折离奇的千古疑案——狸猫换太子,这是包拯一生中的经典大案。该剧之所以受欢迎,不仅因为其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,更在于“包青天”这一人物形象所焕发的凛然正气和所彰显的“天地自有公道在”的主题深入人心。

  大幕拉开,把观众带入了北宋仁宗年间,朝堂之上,八年前火焚冷宫一案被旧事重提,包拯奉旨审理此积案,由此引出20年前那桩震撼朝野的狸猫换太子事件,陡然掀起惊涛骇浪,一场积压酝酿了20年的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终于爆发……全剧共分七场,从包拯受命到最终的沉冤昭雪,每一场戏环环相扣,在紧张激烈的忠奸斗争中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不畏权贵、爱民如子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。

  包青天之所以能名垂青史,为人们千古传颂,正是由于包拯的一生为了世间的正义,为了百姓的福祉,不畏权贵,铁面无私,秉公执法,惩奸除恶,还百姓以公道,还社会以正义。在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封建帝王时代,特别是官僚习气深重、积弊难除的大宋朝,为官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,更何况是面对错综复杂、残酷阴险的宫廷斗争,稍不留意就会人头落地。但是,处在矛盾风口浪尖上的包拯不惧怕刘太后、郭槐等奸佞之人的歹毒,为了洗刷李后的冤屈,不顾自身安危,挺身而出,这一份赤胆忠心,日月可鉴。

  包拯的一生体恤百姓,坚持为民伸冤。“遇后”一场中,包拯让告状的百姓到天齐庙陈诉冤情,当双目失明的李后以冤情重大要包拯“不乘车马、不领随从、不带侍卫”亲赴寒窑时,包拯慨然应允。这虽然是戏里的一个小细节,其背景却源于当时包拯针对告状制度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。以往的制度规定,告状人须将状纸交给“牌司”,由“牌司”交给知府。这样,“牌司”就成为告状伸冤的第一道关口,虽位卑职微,却常常以此要挟,以之为敛财的手段,致使民情不能上达,民冤不得申诉。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,作出了新的规定:大开正门,凡是告状的,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,直接面陈案情,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。有时包拯还亲自上阵,便服问案。这就增强了司法审判的“透明度”,十分有利于司法公正。这在“衙门口朝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的黑暗社会现实下无疑是深得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。

 “审奸”一场充分展现了包拯断案的足智多谋。刘太后为将知道真相的陈琳灭口,派郭槐坐镇开封府,监督审理陈琳,伺机除之。包拯将计就计,明审陈琳暗审郭槐,反反复复,三推五问,追根寻源,步步紧逼,最后掉转方向直逼郭槐追问寇珠当年死因,郭槐无法自圆其说,顷刻间冷汗如珠、手脚颤抖,最终俯首认罪。在包拯的缜密侦查之下,透过重重艰险,冲破万般阻挠,狸猫换太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。郭槐伏法上了虎头铡,刘妃悬梁自尽,奸人受惩,国法昭彰。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,冥冥之中自有正义。

  包拯清廉公正、忠诚正直又不失机智灵活。最后一场“打龙袍”,仁宗亲迎李后进宫。李后面对自己亲生的儿子,想起自己20年的凄惨遭遇,不由怨气满腹,要包拯治仁宗不孝之罪,“替哀家拷打无道君”,包拯接过内侍递过来的紫金棍,背转身来暗自思忖:“自从那盘古到如今,哪有个臣子敢打圣明君”,可不打就是抗旨。好在包拯聪明过人,他灵机一动,请万岁脱下龙袍,用紫金棍打龙袍,这不就等于打了皇上了吗?包拯打龙袍,这样既保全了皇上的面子,也化解了李后的怨气。李后与仁宗母子团圆,20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。

 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,但包公的形象却一直颇具口碑,代代流传,甚至带有“日审阳、夜审阴”的神话色彩,直至今天,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。是什么造就了包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?是什么造就了包青天这样一个艺术形象?我想,这是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百姓,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愫,那就是对朗朗乾坤、太平盛世的向往。包拯作为清正廉明的象征,是人们心底的希望所在,老百姓呼唤清官,需要“青天”,憧憬公正,渴望公理。正因为如此,长久以来,包公的价值和魅力才不会衰弱,戏曲舞台上的包公戏才会唱不尽、演不完;正因为如此,包拯才会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“包青天”!